我以为把这些冤案归咎于道德问题，针对个人进行指责，是一种转移视线的做法。老人为什么要讹诈将其送到医院的好心人呢？根本问题还是社会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在我们国家老无所养。原本应该带有公益性质的医疗机构在市场化转型后医药费变得很庞大，好几万甚至几十万对一个普通人家来说都是不小的数目，就算不倾家荡产，也总归大伤元气。在被车子撞了之后如果肇事者不赔偿（或者赔偿不起），受害者就要自行支付这笔费用，并没有一个医疗保障体系来维护我们的权益。

矛盾的是，好心人往往愿意送你去医院，却没有一个人好心到愿意承担全部医疗费用，要让他们继续帮助你就必须讹诈他们。如果你讹诈救你的那个好心人，那么，在无法说清谁对谁错的情况下，法院还可能各打二十大板，也算报销了一半，不会让子女承受过重经济压力。我们不排除老人有老年病或者在撞击中记忆力受损认错人的情况，冤情的频频发生和法律判决喜欢各承担一半责任（在只有老人一人指认的情况下居然真的可以判，很多路段也真的没有监控摄像头）、而媒体喜欢相信好心人没有责任有关。没有人关心真实情况，也没有人关心老人的医疗救助。

近日又有媒体报道出因火灾救人而全身瘫痪的救火英雄，除了拿奖章和一次性的零星奖金外，没有得到任何长期的医疗资助，导致其妻子不得不长期陪伴左右，全家经济陷入瘫痪，子女学费都没有着落。在电视争辩会上，某法国来的嘉宾对有些人不救助需要帮助的人感到惊奇，更对他们的不救助理由感到惊奇，因为在法国，不管是不是找到肇事者，医疗费都可以报销。救助伤者和处罚肇事者是两件事情，并不是说肇事者逃逸医疗费就无法落实。

很明显，保障越差，道德崩溃得越快。就像在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会发生人吃人的现象。实现不了全国人民道德水平相同，在这种情况下，良好的医疗保障可以缓解疑似被撞者和撞人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不给他们将不同性质的事情纠缠在一起的机会。道德不能解决医疗费，在没有第三个人看到的情况下，完全相信好心人的话而觉得老人肯定是诬陷，也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纯属媒体一厢情愿的造谣。

现在，在媒体误导下，将救人等同于背黑锅只有让矛盾更加激化。以至于有些人第一反应是赶紧走开，连120都不愿拨打——逃避反而形成了群体效应。

是好人好事没有了么？不是，而是媒体只会报道那些挑战我们道德底线的新闻，如果是好人好事，则只会报道舍身忘己的好人好事。比如为了救坠楼儿童而手部重伤的妇女。这才叫新闻点。如果是一个老人在马路上心脏病发作，一个好心人拨打了120，老人被送到医院得到救治，这样的事情是不会被大肆宣扬的，有何新闻卖点可言？我们不能因为媒体的一次报道，就以为社会道德体系彻底崩溃了。道德崩溃是新闻点，而不是全部的事实。把矛头指向某个人是很轻松的，因为不管如何报道，体制内媒体最终不会把矛头指向社会保障体系以及这个体系背后的制定集体。

前几年有一群不会游泳的大学生为了救落水儿童丧失了生命。后来我有遇到该大学的学生，她说在媒体报道的促进下，她们学校学生就业率上升了，因为用人单位普遍觉得他们学校的学生素质高。她很坚定地表示，虽然自己不会游泳，但依然会冒着生命危险下河去救人（直白地说就是陪葬）。人能在极端情况下考虑他人而毫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这是很可贵的，但我们依然应该想一些切实可行、确实对对方有利而不是损人不利己的事。

现在可以做的事还是很多的，比如购买意外保险或者人寿险，补充医疗保险的不足。学习一些急救方法。注意日常行为，比如不要乱穿马路，走路要集中注意力，注意车辆（现在车子学会直接开到人行道上撞人），心脏病患者随身带好保心丸，不要搞得人家想救你都没法救。学驾驶的人就认真学，就算老师不认真教，为了自己和他人的性命也要多问多学，不要单纯为了快速毕业而塞钱。这群媒体、那些人大代表、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应该就医疗体制改革向国家多提意见，有钱人和国家公务员都是不担心的，老革命老干部、院士们都是公费医疗，100%全包。在资源分配不均等的前提下，老有所养作为一种奖励而不是公民权利存在着。作为民间人士，在不能上街游行引起关注、向组织呼吁改革基本上过了好几年都不会有人理睬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像占领华尔街行动那样设立我们要老有所养吐槽网站，或者民间组织爱心基金会什么的，补贴肇事者逃逸或赔偿不起时受害者的损失。应该关心受到伤害的人，而不是纠结于一个假设的被动局面。这些都比在微博上转载以老人讹诈好心人为主题的大学讽刺笑话要有意义。

A冒用B的身份来到B的家乡。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认识B，却没人认识A。A不断通过编造故事来描述自己和B的故事，次次被拆穿。但每次被拆穿后发生的事情却都反过来证实了A所编造故事的真实性——即A不仅是个说故事的人，还摇身一变成了预言家。当他差不多取代了B的时候，真的B出现了。B二话不说击毙（仿佛击毙）了A，等人走光后A却一骨碌爬起来，从头开始叙述A自己的故事（《撒谎的男人》）。

A和自己的朋友过着衣食无忧、肆意妄为的逍遥生活，某日，A在赴外乡人B的约时发现了他的尸体。但当A将此事公之于众时尸体却消失了。A拿着B留下的明信片（画面为一房子，和A失踪的一幅画类似）寻了过去，在新的城市，A找到了生活中每一个人的副本，自然也找到了和外乡人B长得一模一样的B’，并在那明信片上画的房子里找到了自己丢失的画作（《伊甸园及其后》）。

A遇到了和自己相似的B（自己的影子），B重复着A的生活轨迹。A胡编了B的生活，却又真的被验证。现实抄袭（延续）了虚构故事的情节，他人延续着我的生活，原本因为理应有所不同的人或事非常凑巧地完全相同。生活中的巧合被运用到剧本里，我感觉罗伯-格里耶认为这很迷人，有了别样的隐喻。

如果《欧洲快车》抽掉导演等三人说戏的细节会更通俗，更黑暗，则更具老式好莱坞电影的味道。受启发，比如可以虚构一部《长途汽车》。

故事发生在从腾冲开往昆明的长途夜班卧铺汽车上，车程11小时。男主人公A才加入贩毒组织不久，这是他第一次执行任务。他奉命到腾冲与从缅甸入境的毒贩甲接头，然后将毒品带给昆明的毒贩乙，再由毒贩乙将毒品带出云南，散播到全国其他地区。这是主人公第一次乘坐长途汽车。车上大部分是收入并不高的农民工，当壮汉全部脱了鞋子，脚臭混合着汉臭，泡椒凤爪和榴莲的味道，别提多晕眩了。男主人公作为唯一一个衣着体面人士，一上车就被熏了出来。他晚饭吃得太多，在车上头晕目眩，下车呕吐了一次。下车呕吐时他并未随身携带旅行箱。他很失策地把毒品放在旅行箱内，而旅行箱在车上是完全没地方搁的，所以不得不和其它旅行箱 一起放在车肚子里。为此他有些担心，但也没太当回事。长途车很不舒服，他的脚无法伸直，几近僵硬。所以他从头到尾就一直没睡着过，始终处于半昏迷状态。

迷糊中有乓乓乓疑似开关车肚子的声音。然后警察打开车上的灯，走上了车，叫醒每一个人，检察每一个人的身份证并盘问。他在迷糊中出示了真实身份证，回答是游客，因为衣着整洁像游客，警察倒也没难为他。

警察下车后他一直睡不着。左侧的民工和下铺的民工仿佛认识，两人一会儿你爬到我床上一会儿我爬到你床上，在颠簸得人能飞出去的汽车里上演着空中飞人上下接力以及猩猩上树。脑后上下铺的妇女一直在高声谈笑。男主人公感觉这四人都不是普通的民工，而是暗探。

到了昆明汽车站，他不敢乘面包车，担心羊入虎口。此外面包车和出租车都太贵，面包车没有发票，还不能报销。他站在路边提着行李箱东奔西跑抢着、挤着上了公交车。几次他都以为自己挤不上了，又要在黑暗中的人群里再等十几分钟。这种等待令人心慌。更何况经过了一个晚上的颠簸，他现在两眼充血，体力透支。在比汽车还拥挤的公交车上，除了注意不要摔倒，他还不得不腾出一个手时刻护着行李箱。他很惊讶地发现刚才那同车的四人也在他周围，不过此刻他们全都默不作声。

到了市区内，胡乱转了几次公交，然后在翠湖边上等待。按照罗伯-格里耶的故事，第一次出勤乃组织上对他的考验，其实装的是面粉一类东西。回到腾冲后立马开始第2次长途汽车之旅。整个经过是，A发现毒贩乙与警察C勾结，杀害了乙。因为知道乙已经把联络信息告诉了C，所以A未在规定时间内露面。与A接头的D没等到A反而等到了警察C，D去乙的家了解情况，发现乙的家已经被警察包围，从而D怀疑起了A。此时警察C和毒贩D都不知道A在哪里。但是A在执行任务中多次表现得对植物特别感兴趣，还发微博什么的，C和D都察觉鸟。某次D存心发布活动通告，等着A自投罗网。A在欢乐中被C、D同时撞上。D为了不让A有机会出卖组织，当即枪毙了A。

比巧合和玩真真假假结构游戏更有趣的是罗伯-格里耶安排男主人公A为一个有特殊性需求的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A还不忘偷偷购买黄色杂志。在分明应该避风头的时候A不仅没有躲在家里，还特意去参加一次比较激情的聚会（警察的圈套，存心在报纸上做广告）。令人想起《柏林苍穹下》里面那场Nick Cave的演出，男主只是街头偶尔看到海报，分明可以不去。是什么让主人公一时兴起？一时忘记了自己在干什么而非要满足欲望放松一下不可？是什么让我们的男主人公不顾读者的担忧，也不顾个人安危？因为A去了，看上去很不严谨，却最在情理之中，反而制造了很好的效果。关于最后读报纸的段落那才是很明显地玩结构，企图制造一种很玄妙的效果，便是不够有趣了。

《桃色与黑色剧·骰子》
阿兰·罗伯-格里耶
2010年12月上海译文版
余中先 译
桃色与黑色的魅力，“这一切已经不够时髦了，我是真心地为之感到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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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单个艺术家的口味相对稳定，就像标本一般，可以传承、可以收集。所谓的潮流、大众审美、大众口味、流行元素等等，乃纷繁的审美大花园，被要挟、被强奸。我们接触到的昔日的审美观无不是建立在艺术家的作品之上，以艺术家的审美取向代替当时社会的取向，在此基础上推断、踹度。

不过艾柯的《丑的历史》主要局限于西方社会，与我们的审美（丑）观关系不大。且越接近当代，可选材料就越多，摄影、报刊、电影，材料越多、摆在眼前的社会问题越多、干扰越多，愈发陷入难以述清的局面。《丑的历史》只是梗概，譬如艾柯介绍了什么是为满足读者需求而创作的媚俗作品，以及此类作品借助媒体广泛散播开去的现实。相对而言，纳博科夫在《尼古拉·果戈理》中对庸俗的描绘就有趣得多，从庸俗的德国人到与之相反的俄国人，从歌德、福楼拜到果戈理。尽管二者书写的“俗”略有不同，但感觉纳博科夫的言论貌似可以作为例子放入《丑的历史》中？审美往往与社会阶层、宗教等密切相关，而非简单的喜欢什么颜色、喜欢怎样的人体比例。

感觉前半段（比如中世纪时期）一些未知的审丑内容比较吸引人，越靠后所引例子读过的越多，新鲜感便没了。这是本艺术史类的书籍，侧重梳理，一路下来全是新观点显然不指望。不过倒也让我注意到一些原本未特别注意和已经有些淡忘的引文。要感谢译者，看得出引文并不都是照搬现成译本，还自己动手翻译整理过，加之艾柯的原文和大量的注释，真是辛苦了，即便有瑕疵，有读起来生硬之处、部分专有名词引用未按常规，我都不好意思怪人家。

来点书外的例子，和一些女性朋友聊天时我们感慨说，这是一个男色时代。男性通过让女人嫉妒的美艳女装扮相而不是炫耀肌肉让女性流口水，同时一并博取同性之吻。《新夏娃的激情》（安吉拉•卡特）不再是预言，而是当下的实情。

同人女逐年壮大。英国及爱尔兰出产的帅哥哪个没演过女性角色？玩底线的英剧美剧早已不稀奇。我们国家在引进泰剧时还在不惜破坏剧情，整段删节男同情节，但这种维系显得风雨飘绕，明显已难脱其俗。在欧美见怪不怪的伪娘通过春晚发力，并立即四散开去，电视台上N多女性围着一个男性争宠，反串明星突然之间云集选秀舞台。日本亦出现《大奥》之类颠倒性别的动漫（影视剧）——很诡异的是，被看、被审的男性中罕见施瓦辛格，有女人相的小受男轰轰烈烈地当着道。

早期弄潮儿是对本能的捍卫，本意并非哗众取宠。台上妖孽的，下了台依然妖孽。九十年代都还有此类本分情况。如今更多的情况是人们的审美需求而非自身意愿推动着他去假扮角色。当社会流行肌肉男，街头和各色媒体上便多为肌肉男；当社会流行小受，便多为小受；曾经流行过大胸美女，也流行过康庄大道，反复而已。而这种反复最初是由艺术家推动的。区别于过去，画家、作家对审美的推动变得隐性。卡特1977年描写的雌雄同体如今看来依然轰轰烈烈，够变态够同人女同人男受的，但那却是在Glam rock 70年代兴盛并衰落之后。摇滚明星、反战人士、演员的过激行为和大肆宣扬，才更广泛地招致社会舆论的哗然。国内主流媒体的“男不像男”风潮却要到本世纪才迟迟到来。如今，我们对舞台上的性别错位已不介意，男生反串女生才更顺理成章，因为一般男生不大会在公开场合公然对女生动手动脚，所以如果娱乐的对象为同性，则更放得开。女生看着也不会反感（天知道多少女生好这一口）。[ 注，仅从扮相而言，请不要联想到性取向问题，不是一回事。 ]

下附公司年会节目片段。男版颦儿扮相当晚最佳，视频有些模糊，真人版着实貌美（情节自然是串得一塌糊涂，大家莫纠结。某好友如若见此场景估计要吐血了）。此段乃局外人士忍不住攻上台，更是早没红楼梦什么事，焦点全部集中在颦儿身上（蘑菇头或类似发型是最适合男生扮妖孽女的，无数案例可证，譬如Brian Molko早年的发型，未扮女装却让不少人误以为是女生）。无独有偶，年会上女装扮相的男生高达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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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不住不是没缘份，而是有人在关键时刻耍了一下自私

读人，读不透

危难时刻总有少年英雄脱颖而出。遗憾的是，自小天赋过人的少年英雄也难挡藤蔓的进攻，异于常人的超能力耗尽，终于也不幸昏死过去。

此时地球上已无人有反抗能力。肩负反抗重任的军队战败，普通老百姓更是死了一大片，人类的几大中心城区均遭灭顶之灾，世界走到灭亡边缘。

少年英雄的姐姐抱着弟弟痛哭流涕，向藤蔓大喊着求情。藤蔓发话了，藤蔓说人类一直没能好好善待地球，不断膨胀的人口消耗了大量资源，故植物要对人类施以报复，重新夺回地球。

只见这个不超过一米六的矮小女孩痛哭着承认错误，要求藤蔓宽恕人类的罪孽，饶过人类，并保证日后与其它生物和平相处，善待地球。其言语和姿态不卑不亢，以其绝对弱小的形象直面藤蔓，不畏死亡，且情真意切。她不停歇的呼喊终于感动了藤蔓，藤蔓答应再给人类一次机会，说罢便伸回了全部枝蔓。大地重新恢复平静，大楼恢复原来的模样，人类也恢复原来的生活，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看故事的人既没看到人类更加爱惜地球，也没看到人类更加肆意地破坏环境，只见拯救了地球的女孩和普通女孩一样上学上课，英雄少年也褪去光芒，变得和普通男孩一样。最后一个镜头定格在女孩和男孩无比灿烂的笑容上。

从此，人类背负着罪孽开始了愉快的新生活。从此忘情的笑容便意味着遗忘。除了一个人，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记忆并不包含这段至关重要的桥段，但藤蔓知道发生了什么。凌驾于人类之上的力量不可捉摸，以至于人类开始否定其真实性。而这唯一知晓真相的人又是那么享受国泰民安的普通生活，没有任何挑起事端的意愿。

开端终究是个迷。这个开端不为人类的认知所掌控，也并不神秘和虚幻。超出想象却又合情合理。对开端的猜测和把握决定着人类的未来，但是谁都不去规划，静等另一位少女的旷野呼喊。

1
红军攻入柏林的时候，一个苏联士兵走进了一栋楼。房间里面富丽堂皇，雕花的木桌椅，绘有花草的地毯，豪华的大吊灯，都是他叫不上名字的材料和从没见过的装饰花纹。他想到自己的故乡，和这里完全不一样。他惊讶地在房间里走动，打开一扇门，看到一位曼妙的金发少女站在床边。少女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带着轻微颤抖。少女身后有面穿衣镜。他从镜子里看到一个陌生人。他随军征战多年，期间从没照过镜子，现在已经认不出自己了。他站在原地没动。过了一会儿，他对少女说，希特勒完蛋了，战争结束了。然后戴上帽子转身离开了这栋楼。

2
红军占领柏林的时候两位女士在街上偶遇，两人紧紧抱在一起。她问，几次？她说，四次。你几次？她笑而不答。她说，我搬过来住吧。她问，那他怎么办？她笑着说，第一次时他在场，疯了。

3
战争刚结束的时候，一个苏联军官爱上了一位德国金发女记者。在最后一晚，他看着窗外的红军说，你知道吗，我不想和他们在一起。她看了眼窗外，士兵们正在庆祝战争胜利，喝酒，唱歌，极大的喧哗声。

红军攻陷柏林时强暴了100至200万名妇女，不少还是轮奸。由于绝大部分妇女害怕名誉扫地、家庭破裂，羞于向战败归来的丈夫提及此事，故总人数很难统计，200万为保守估计，实际数字可能不止。据说红军在多场战役中对他国妇女施过暴。

战争是什么？一个国家征服了一个城邦，被征服的人们从此更改国籍，改换祖宗；或者从此沦为奴隶，背井离乡；或者被赶尽杀绝。有时候征服者没想好如何处理俘虏，或者打心底里就瞧不上你，目标在于你的资源而不是你的人。屠杀的理由到底是仇恨还是弃之无用？如果痛苦是双方的，那快感何来？

4
日军攻陷南京的时候，一位妓女拿着簪子站在黑洞洞的房间尽头。她的左手边有一张破败不堪的床。她慢慢地把簪子举到和眼睛差不多高，瞪大了眼睛。门口站着一个日本士兵，手里握着一杆很长的枪，正看着她露在裙子外面的双腿。
红军占领柏林的时候，一位德国女士被一位长着卷发的苏联士兵逼到了墙角。他看着她的胸，正在卸枪。她四周摸摸，除了灰尘什么也没摸到。她瞪着惊恐的眼睛。

5
每间房间都必须交出妇女供暴徒玩一夜，不然就断整间房间的口粮，所有人都得死。这时一位女生站了出来。她是出于大无畏精神舍己为人？还是求自保？一位两个孩子的母亲为了避免被轮奸的命运，主动找到敌对方的指挥官，要求作他的情人，和他建立固定的关系。这是可耻的行为？还是寻求安全感的方式？

6
一个女子洗了洗脸，涂了口红，重新梳理了一下头发，黑色大波浪卷。窄袖高领上衣，中长裙，洗净了血迹，上衣有一点发白。黑色的圆头皮鞋。收拾停当后她从窗口跳了出去。

The National最近开始了新的巡演，并演唱了新歌。不过新专辑还早着呢。在Stereogum上可以载到新歌Live版本。其中非常意外地包括一首叫Karamazov的歌。我当然会非常喜欢。

>>The Daughters of the Moon 02-23

The New Yorker登了卡尔维诺1968一篇小说的英译本。我觉得没有中文版本，问了朋友，也说没有。那么我们相当间接地看英文吧。

>>塞万提斯图书馆

我去西班牙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处塞万提斯图书馆看西班牙摄影家切玛·玛多斯个展《诗意》，二楼图书馆不错，里面有博尔赫斯全集N套，有按年代编纂的，有按作品集编纂的，有按体裁编纂的；有精装的，有平装小开本的。此外还有聂鲁达（Pablo Neruda）、博尔赫斯好朋友卡萨雷斯（Bioy Casares）、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富恩特斯等众多西班牙语重要小说家、诗人的全集（也有些可能是比较完整的文集，有些是没有中文版的）。此外《唐吉诃德》无疑占据主要位置。这里有多个版本的《唐吉诃德》以及关于《唐吉诃德》的研究著作，也包括纳博科夫的《唐吉诃德》讲稿西班牙语版本。可惜我不懂西班牙语，个别看过中文版的能按照作家头像、作家名字、书名猜出些。温暖的房间里整齐地摆着一排排让人翻翻书页都感到愉悦的书，很有幸福感。品相和装帧都不错，大概是2007年底才落成的缘故，基本都是崭新的书，有些书塑封还没去掉。此外还有西班牙语教程、艺术画册，电影和唱片，对学西班牙语的人来说算不算个天堂？我顿时有学西班牙语的冲动。当然，语言障碍让我油然而生的好感显得很莫名其妙，附庸风雅、装腔作势。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书本身散发出的肃穆感所致。只有装帧考究的书才会让人产生这种感觉，而且数量不能太少，周围环境也要符合。顺便提一下，好些全集和文集是阿根廷出版社Emecé Editores和西班牙出版社seix-barral出版的。出了塞万提斯图书馆，我们乘一站地铁来到季风书店，可惜没有看到西汉词典。我很多年没来这家季风了，感觉不是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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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罗列了六本求来的签名本。因“与钱瑗有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故得她父母签名，还是一签好几本。此事对我辈而言只有眼红的份儿。其后侯孝贤签名本就不羡了，我也有之，且为我在京讨得该签名本的友人貌似与止庵参加了同一个签售会。我对自己不能亲临北京感到遗憾，为能结识此等友人感到荣幸。那日排队可够艰苦的，不知止庵去没去排队，是不是被周围人认了出来，大致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接下来是外国作家部分。最羡煞的是前辈有阿兰·罗伯-格里耶的签名。趁作家来我国参加活动之际，托友人福与其见面。阿兰·罗伯-格里耶与他热情地握手，然后在《反复》和《快照集——为了一种新小说》上签名。止庵“一直都为此感到幸福”。必定是幸福的，我单听听就幸福死了，如若梦幻。我们知道，影响止庵最深的外国作家名单中就有阿兰·罗伯-格里耶，他最后评价说“报上文章多有贬抑之词，我想人们大概还不能领会他的好处罢。”实为阿兰·罗伯-格里耶去世之后我听到的最贴心之语。余华等曾经大赞阿兰·罗伯-格里耶的作家和业内人士都摆出一副严肃客观之态，基本都认为新小说是一种已经消亡的、失败的小说流派，罗伯-格里耶的作品乏人问津，是否还有生命力尚是未知数。在很多年前的阵发性狂热后，国内外都准备忘却罗伯-格里耶曾经带来的欢悦和震撼，或者说准备只承认曾经带来过的欢悦和震撼，而不承认他的小说依然充满魅力。

随后介绍了艾柯和帕慕克的签名本。这两位日子更近。艾柯来沪那日我忙着上课。对老人家兴趣不是最大，故也懒得翘课。不过事后追悔莫及。帕慕克来沪如没记错也就是5月30日的事情。那之前帕慕克在京逗留数日。止庵也在京，本文写于5月26日，恐怕便是他新得到帕慕克签名后兴奋至极时所作。我当时只能听友人转述帕慕克在京经历，按耐不住要去签售。况且签售全部收入捐赠给四川灾民，我便打算一定要现场买几本来签，而不是自带。极为不幸，当日上午在某公司面试，结束时间一拖再拖，最后留我试工一日。六点返校时恰好路过人广，心里那个郁闷啊。我不敢为了签售拍桌子走人，放弃难得的工作机会，一方面因为帕慕克不是阿兰·罗伯-格里耶，另一方面也可见我不过是中庸之辈，也怕饿死，哪有这么洒脱。真要洒脱起来就该从自由撰稿人干起，做个不思进取的闲书爱好者得了，以求玩物丧志新解。

止庵最后说还有几位想签没签到，并以“但愿人长久”收尾。亦是很得我心的结尾。

第一次见小慧姐姐，她是主持，不是主角。满满堂堂的报告厅，她很客气地叫站着的朋友尽量找座坐下。儒雅，但更惊艳。第二次见小慧姐姐，她是主角，兼作主持。听她朗读自己的书，读着读着她先潸然泪下，依然美丽，但更感动。第三次见小慧姐姐，她是主角，不是主持。第三次让大家找座坐下。她说父亲病危，所以准备仓促，说着说着有些哽咽。再见小慧姐姐已经没有新鲜感，见她，是习惯。

讲座确实粗糙。第一个介绍性的片子已经看过。再次重温还是感慨姐姐人缘颇佳。学生会特意在片后安排了一些关键字，让小慧姐姐就关键字聊聊她的过去，许多也是已经知道的事。穿插一部小慧自编自导的短片《破碎的月亮》，此片乃此行主要目的，看后感觉很严谨，意图很明了，算不上很好。最后的提问时间不过是之前闲聊的延续。却让我再一次感受到小慧姐姐簇拥之多。甚至有人从外地赶来，只为与小慧姐姐握一次手。她说小慧改变了她的人生，给了她生活下去的力量。一个意外出现的读者，却把小慧姐姐捧到艺术家最高境界。言谈间，我觉得小慧姐姐已经得到了作为艺术家一切该得到的东西。

小慧姐姐的艺术作品我其实不是特别追捧。她这个人比她的作品更吸引人。我知道，艺术家总是希望让作品流芳百世，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成为社交名媛。但是她的作品总是过于夸大个人力量的感召。她的作品处处都是她的影子，她的作品没有强大的虚构力量，她的作品没有独立。

这样的小慧姐姐无疑是典型的双子座。围绕她的是日记、自拍，对个人经历絮絮叨叨的重复叙述，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再版自己的视觉日记，饶有兴致地 Cosplay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女性，对身体不断摸索，对花与性的交融和爱抚。小慧姐姐有无穷的精力，同时忙碌着各式各样不同的事情。小慧姐姐喜欢不稳定的生活，忙碌的生活，喜欢不计回报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小慧姐姐终将独身主义坚持到底。

双子座是阴阳协调的，自成一体，达到某种内在平衡。双子座的女生从不期待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一个人也可以找到许多生活乐趣，独自解决许多难缠的问题。同时，双子座女生既受女生欢迎又讨男生喜欢，绝对是人际交往能手。双子座女生有点自恋，因为她很爱自己，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从小她就是最要强，最出色的那位。双子座女生有些自私，因为她很强势，你无法逼迫她干什么，她有强烈的个人意志。双子座女生敏感，容易忧愁。生活的历练塑造了她，她强大的内心和干脆利落的行为方式使她显得如此美丽。双子座的人就是恒星。还没发现双子的魅力么？请看看周围。

补：《我的视觉日记》青春版即将上市。不断再版，现在已经是旅德二十年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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