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无家可归者的音乐
车里的音乐
在家或车里
甚至在散步途中
和你一起听过的音乐
并不总是如钢琴调音师所希望的
那般清新——
有时它杂糅了
惶恐和痛苦的声音，
于是那音乐
不仅仅是音乐，
它是我们的生
以及我们的死。
（《永恒的敌人》12）
在万圣书店偶遇亚当·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1945-2021）的《永恒的敌人》。随便翻了几页就觉得脑中啪地一响，遇到了对的人。不知为何，你总是可以瞬间识别出气质合拍的乐迷。即便因为年代关系，曲目单有所不同。扎加耶夫斯基喜欢的是马勒的《大地之歌》，他从古典听到爵士，当代年轻作曲家的作品并不涉及，你比他额外多了一个追新作环节。扎加耶夫斯基说，“音乐是为无家可归者创造的艺术，因为所有艺术中，它与空间的关联最少。它非常具有国际性。”（《两座城市》6）他认为，“音乐具有至高无上的独特性，胜过千百种枯燥乏味的理论，但只有用心聆听的人才能体味。音乐杀死体系。”（《轻描淡写》136）音乐爱好者们疯狂追求独特性，最为反对陈词滥调，为每一个新声音而狂喜。而且这是渗入生活方方面面的习惯，我们“无家可归”，包容一切，在巨大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中癫狂。
扎加耶夫斯基可爱的地方。精准描述音乐爱好者之余忍不住吐槽：“像纳博科夫那样喜爱独特性的鉴赏大师，为何对音乐却一窍不通？我们不得而知。”（《轻描淡写》136）
扎加耶夫斯基比纳博科夫“松弛”不少。比如《车里的音乐》，很朴实的词语描绘出了音乐爱好者的状态。或者说，在他描绘的音乐世界里，有一种超越世俗的美。扎加耶夫斯基就像身边絮絮叨叨的乐迷。随时又提起一个八卦，一件小事，像空中飘过来的蒲公英，舒舒服服地飘走。随性的，没有处心积虑搭建的理论框架和结构。
他从一开始就在寻找音乐之谜，超越经验的体验，并被这种神奇的力量所吸引。
我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诗题为“音乐”，记述了我在克拉科夫爱乐乐团见证的一个小插曲：一名音乐家在音乐会现场晕倒。音乐会被迫中断，转入突如其来的幕间休息。我颇感震惊：原以为属于精神世界的音乐与现实很遥远——一位身着黑色礼服的音乐家在乐声中晕倒，超乎日常经验，难于理解，令人惊讶。”
（《轻描淡写》50）
《音乐》发表时他22岁。他后来写了《神秘主义入门》，也是意料之中。他是白日梦想家，可以绕过各种条条框框轻巧地触动你。
II 格格不入的梦旅人
分隔
我几乎是带着忌妒阅读我的同代人的诗行：
离婚、分手、痛苦的分居；
苦恼、新的开始、无关紧要的死；
读过和烧掉的信、燃烧、朗诵、火、文化，
愤怒和绝望——强烈诗歌的材料；
严峻的裁决、对高尚道德家的嘲笑，
最后是忍受一切的自我的胜利。
我们呢？没有哀歌，没有分手的十四行诗，
一扇诗的屏风不会出现在我们之间，
机敏的隐喻不会对我们有用，
我们不能逃避的唯一分隔是睡眠，
睡眠是深深的洞穴，我们从那里独自下降
——而我必须记住，那时
我紧紧扣住的手是由梦做成的。
（《无止境》65）
“无家可归者”的格格不入感跃然而生。
很早我就意识到，我不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一个档案工作者、一个学术研究者。我读书的方式，不是通过谨慎地翻阅指定的文本——不仅仅是苏联的那些，它们自产生之日起就打上了粗制滥造、表里不一、单调乏味的恶的标志——还包括经典哲学著作。我不曾缓慢而安详地漫步于印刷文字的小巷，用铅笔摘录关键引语，再把它们转入笔记本或文摘卡片，这是一个真正的好学生不可或缺的外壳。我喜欢做白日梦，放下书，忘掉它，然后转向某些新的东西，而当我走向它们时，发现自己置身于另一个地方或时间里，在葡萄牙或智利，在地中海海滨，在中世纪或十九世纪最初的十年。
因此我的指定阅读，进展缓慢如蜗牛。我从未完成什么。我不是一个好学生。笛卡尔失去耐心，亚里士多德不乏怀疑。他们已经知道，不存在这样一个数小时研究他们卷帙浩繁的不朽论文的年轻哲学家。如果只是一个诗人，一个业余爱好者，就根本不能明确一个概念，或者，不能从现已存在的分类里，清晰阐述细微的新差别（如果靠这个谋生）。诗人是哲学家的兄长。年长，却以某种任性的傲慢对待那一切。学问之人看他不免近于轻浮、浅薄。一个不能在沉闷的阅览室一天待上几个小时的人，不能太把他当真。写作往往来自于子虚乌有，而非从引语、脚注、重读古代文献，弄出一些新书。他坐在打字机前，闭上双眼，就像有千里眼的人。离占星术更近，而非离科学更近。他倾向于那些可疑的热情，偶尔又唱又笑，或者关起门来哭泣。真正的学者可不那么干。学者不会在思考时闭上眼睛。恰恰相反，他们撑大双眼。（《另一种美》27）
怀疑是听天由命者的诗歌。反之，诗却是寻找的、无尽的流浪。
怀疑是隧道，诗歌是旋涡。怀疑更喜封闭，而诗歌敞开。（《捍卫热情》125《诗歌与怀疑》）
III 运动年代
被处劳役和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三十年后回到故地，仍然思想敏锐，睿智和快乐，而那些留在俄罗斯，在政府服务部门、在饮宴、在纸牌里打发时光的人，无一例外被可怜地毁了，对任何人都没有益处，甚至没有一点美好的记忆可以辨认他们的生活。
——列夫·托尔斯泰（《两座城市》63）
1945年出生在利沃夫（现属乌克兰，百年内发生多次政权交替）的他，赶上了动荡的六七十年代，曾积极投身各种运动，也遭遇过严格审查、被驱逐等等熟悉的故事。愤怒过，痛苦过，漂泊过。但说过“我缓慢地写作仿佛我会活上二百年”（《无止境》345《我工作的房间》）的他，却把诗歌运动看成是治愈“拖延症”的某种方法，从而让自己活得脚踏实地：
在我看来，诗歌运动的一个主要价值是它积极行动的倾向，因为我有一个把实际写作推迟的习性。我早就想成为一名“作家”而且相信“某个东西”（但与诗歌运动的哲学前提，不是同一个东西），它存在于我的存在深处，它在为一个伟大的目标在进行着准备。
诗歌运动——尤其一个以“现在”命名的运动！——使我有了强烈的紧迫感和当代意识。我一度沉浸于阅读诺维尔德，阅读卡夫卡，仿佛他们生活其中的那个真实的历史世界完全是外来的；现在它使我清醒过来。它使我告别了悠闲的阅读，告别了犹如古代的“闲暇”的无限舒适，告别了扶手椅一样的舒服、消极、幸福，那个可以打发未来几十年光阴的文学天堂。这是一次从云端的下降，一次离开梦想之地的告别，一次与残酷、丑陋现实的遭遇。（《另一种美》142）
他是这样看待过去的：
但在当时，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我也许不能有其他选择。我们——我记着当时涌现的众多年轻诗人——本身就感染了体制的毒性。
重新检阅七十年代留下的笔记本时，我发现一些痕迹，那里有着几近卖弄的、对于各种左翼读物和陈词滥调的热情——例如，我研究过作家葛兰西，所谓开明的共产主义者。我时时想着不让自己受到他们的束缚，但总的来说，我似乎已完全被他们影响。每个作家都必须仔细留心来自左和右的白痴。诗人是一个天生的中间派；他的议会在别的地方，在活人中间，也在死人中间。这也就是为什么，诗人应该永远支持具有扩大的议院制立法机关的议会制度。（《另一种美》48）
扎加耶夫斯基攻读过心理学和哲学，并在大学当过研究员，他距离学术和各类理论体系很近，但这些都是需要拨开的迷雾。
我们很少想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学术生活的体系化和条理化让我们失去了多少珍贵的东西。在当今时代，尤其在大学，意识形态、官僚体系、文牍主义这类东西大行其道。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还有心理分析、先锋派、结构主义——号称穷人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以及层出不穷的以“后”（post）开头的要命的理论。更不用说各种“后现代”的旁系子孙和衍生物——其中每一门派都有一位巴黎先知（而且更为巧合的是，他们无一例外都住在拉丁区，并在同一家咖啡馆会面）。有些理论，如精神分析，作为一种与人打交道的艺术，可以提供帮助，让人获得慰藉，甚至治愈心理创伤，在生活中具有实际意义。但总体而言，几乎所有体系最终都是心灵的毒药。会败坏人的灵魂。体系会将我们变成奴隶，变成侏儒。而不带功利色彩的对生活的沉思则是另一回事，正如保罗·克洛岱尔的《第三颂歌》（Second Ode）——作者在诗中赞叹：“噢，信念之中充满各种可见与不可见之物！”这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对世界无功利的思考——时而满心欢喜，时而满怀忧惧，或兼而有之。而体系则天然排斥这种无功利的思考——它们像筛子，过滤、隔绝、简化、清除直至灭绝。体系像流行的速记法，适用于夜校的培训课程……只消经过几个月的强化训练，任何人都能掌握——从此便会与真正的知识隔绝，与真正的自由自在的学问相隔绝。真正的学问应该朝向社会现实，朝向传统文化，这是由千百位画家、作曲家、诗人等共同构建的传统——其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无条件地反对臣服于这样一种大一统的体系。他们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去追求真理，历经艰难险阻，历经痛苦绝望——这也是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轻描淡写》133）
翻阅已经引进的七本诗集或随笔，你能感受到一个前辈摆脱各类毒性和束缚，重获轻盈的过程。越晚出版的水准越高。依次是：《两座城市》（Two Cities，1991）、《另一种美》（Another Beauty，1998）、《无止境——扎加耶夫斯基诗选》（Without End，1970-2002）、《捍卫热情》（Adefense of Ardor，2002）、《永恒的敌人》（Eternal Enemies，2008）、《无形之手》（Unseen Hand，2009）、《轻描淡写》（Slight Exaggeration，2012）。顺便期待一下新引进的《不对称》（Asymmetry，2014），这本出版得最晚（为什么原书名标记英文？因为目前引进的几本书都是从英文转译的）。那是已经坚持过，又尝试过太多无常后的清醒。
轻描淡写——真的是诗歌的上佳定义。在晨雾弥漫的日子，在清澈寒冷的早餐，诗歌的这一精彩定义错误地预示着和煦的艳阳这是轻描淡写，除非我们能领会其中的深意——那时它才表达出真理；但当我们再次离开它——因为诗歌不可能成为永久的家园——它又变回为轻描淡写。（《轻描淡写》230）
IV 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世界，那么平静——但是
充满被彻底忘却的罪行，
即便在可爱的小镇
在这片海或那片海的岸边，
我们的世界布满空空的教堂，
纵横的铁轨，古老堑壕的
伤痕，高速公路，
被无常劈开
（《永恒的敌人》93《我们的世界——纪念W·G·塞巴尔德》）
扎加耶夫斯基一针见血：“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那些从不犯错的人是错的，而那些常常犯错的人是对的。”（《捍卫热情》13）“我们生活在万事不关心的时代，只有恐怖分子才拿信仰当回事。”（《轻描淡写》266）“这个现代世界不珍视生命，它缺少慷慨、自发性、高贵和诗意。”（《捍卫热情》56《尼采在克拉科夫》）有点像《大鸟和小鸟》最后那只知道自己说再多都不会有人听的乌鸦，坦然地等待着被人们吃掉。反正是注定会到来的结局。
小物品
我的同时代人喜爱小物品，
忘记了大海的晒干的海星、
忧伤的停摆的时钟、寄自
消失的城市的明信片，
以及变黑的模糊的手迹，
从中他们辨认得出几个词
比如“渴望”、“疾病”或“结局”。
他们惊奇于休眠火山。
他们不渴望光。
（《永恒的敌人》94）
也许，这与查尔斯·泰勒在《自我的根源》中杰出的观察有联系：在我们的时代，启蒙价值在公共机构里获胜了，至少是在西方，而在私人生活中，我们却沉湎于浪漫主义的贪求无厌。每当公共、社会性问题利害攸关时，我们就赞同理性主义，而在家里、在私下，我们不停地寻求绝对，而且我们不会满足于我们在公共领域里业已接受的结论。
反形而上学但政治上可靠的自由左派（或者不如说“中间派”），和潜在地险恶而精神上实际的右派：一个人可能如此归纳我们时代奇特的分歧。（《捍卫热情》14）
翻开托马斯·曼、尼采、帕索里尼、W·G·塞巴尔德、米沃什、布罗茨基、马查多，找到共性。在谈到托马斯·曼的时候他如是说：“写作是个奇异的化学反应过程：输入的是痛苦，收获的是喜悦。它能吸收痛苦，并将其转化为文字。”（《轻描淡写》183）“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持久的恐惧，则构成了小说。”（《轻描淡写》290）
V 另一种美
另一种美
我们只能在另一种美里
找到慰藉，在别人的
音乐，别人的诗中。
救赎与他人同在，尽管
孤独品尝起来
像鸦片。他人不是地狱，
如果你在黎明时瞥见他们，
眉毛洁净，被梦清洗。
因此我才踌躇：该用哪个词
“你”还是“他”。每个他
都暴露出某个你，但是
平静的谈话在别人的诗里
等候时机。
（《另一种美》，选自《震惊》，克莱尔·卡瓦娜 英译）
可以反复读的诗，可能是在混沌和颠倒的世界中，抓住了某种可以称为永恒的东西。
有时我觉得我谦逊的姑姑和温和的叔叔，他们不写书也不画画。然而，通过某种无声而动人的方式，他们是日常生活的真正英雄。我们时代的诅咒不能拿他们怎么样：他们身上没有一点狂热的盲信；法西斯主义，更不用说希特勒主义，对他们绝无诱惑；他们对自己身处的国家意识形态保持警惕的冷漠。他们经历了纳粹占领时期、斯大林主义的统治时期而能活下来。他们对广播和报纸宣传持怀疑态度，沉着而老练；他们从不相信那些浮在最上面的东西，且能轻易看穿政治宣传的套路。他们懂得一些相对自由的生活区域，而且知道必须保护它们。
他们生活简单，但不是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没有去国外度假，去一次扎科帕内或海边就是一件大事，需要充分准备。他们穿干净的衣衫，虽然穿久了，可能会有开裂的扣子，会有磨损的衣领悄悄露出来。
他们陷于平凡的生活，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在维护平凡的生活，使其免受不出历史惯例的、狂热盲信的攻击。他们不是思想家或艺术家，并无任何全新的东西提供给世界。他们本质上是忍让的，只专心保护自己的家人，强烈地想要守住自己的位置。
我直到现在才理解这一点，在许多年之后。当时我去看望住在狭小公寓里的他们，更多是出于一种家族的义务，而不是真正的同情或愿望。（那时，几乎都没有电话，看望通常是没有通知的。）的确，有时我也渴望温馨的氛围，它接近一个化学公式：墙上的花毯、几幅水彩画和油画，后者描绘出另一个、已经消失的家园（家园感主要表现在对已不存在的旧居的怀念），再加上一杯茶。此外，更重要的是温暖，甚或是他们的善良。（《另一种美》135）
让我用这段话收尾：
醒来再入睡，瞌睡后再醒来，穿过怀疑的季节，忧郁的黑暗、冷漠、厌倦；然后，充满活力的时刻，澄明的时刻，艰难而愉快地工作，满足，快乐，记起又遗忘并再次想起，那在内心永恒燃烧的火焰，一个没有名字的神，我们永难企及。（《另一种美》189）
作家在诗歌或小说里，他写下他不知道的东西。（《另一种美》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