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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加耶夫斯基的另一种美

九间

I 无家可归者的音乐

车里的音乐

在家或车里
甚至在散步途中
和你一起听过的音乐
并不总是如钢琴调音师所希望的
那般清新——
有时它杂糅了
惶恐和痛苦的声音,
于是那音乐
不仅仅是音乐,
它是我们的生
以及我们的死。
(《永恒的敌人》12)

在万圣书店偶遇亚当·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1945-2021)的《永恒的敌人》。随便翻了几页就觉得脑中啪地一响,遇到了对的人。不知为何,你总是可以瞬间识别出气质合拍的乐迷。即便因为年代关系,曲目单有所不同。扎加耶夫斯基喜欢的是马勒的《大地之歌》,他从古典听到爵士,当代年轻作曲家的作品并不涉及,你比他额外多了一个追新作环节。扎加耶夫斯基说,“音乐是为无家可归者创造的艺术,因为所有艺术中,它与空间的关联最少。它非常具有国际性。”(《两座城市》6)他认为,“音乐具有至高无上的独特性,胜过千百种枯燥乏味的理论,但只有用心聆听的人才能体味。音乐杀死体系。”(《轻描淡写》136)音乐爱好者们疯狂追求独特性,最为反对陈词滥调,为每一个新声音而狂喜。而且这是渗入生活方方面面的习惯,我们“无家可归”,包容一切,在巨大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中癫狂。

扎加耶夫斯基可爱的地方。精准描述音乐爱好者之余忍不住吐槽:“像纳博科夫那样喜爱独特性的鉴赏大师,为何对音乐却一窍不通?我们不得而知。”(《轻描淡写》136)

扎加耶夫斯基比纳博科夫“松弛”不少。比如《车里的音乐》,很朴实的词语描绘出了音乐爱好者的状态。或者说,在他描绘的音乐世界里,有一种超越世俗的美。扎加耶夫斯基就像身边絮絮叨叨的乐迷。随时又提起一个八卦,一件小事,像空中飘过来的蒲公英,舒舒服服地飘走。随性的,没有处心积虑搭建的理论框架和结构。

他从一开始就在寻找音乐之谜,超越经验的体验,并被这种神奇的力量所吸引。

我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诗题为“音乐”,记述了我在克拉科夫爱乐乐团见证的一个小插曲:一名音乐家在音乐会现场晕倒。音乐会被迫中断,转入突如其来的幕间休息。我颇感震惊:原以为属于精神世界的音乐与现实很遥远——一位身着黑色礼服的音乐家在乐声中晕倒,超乎日常经验,难于理解,令人惊讶。”
(《轻描淡写》50)

《音乐》发表时他22岁。他后来写了《神秘主义入门》,也是意料之中。他是白日梦想家,可以绕过各种条条框框轻巧地触动你。


II 格格不入的梦旅人

分隔

我几乎是带着忌妒阅读我的同代人的诗行:
离婚、分手、痛苦的分居;
苦恼、新的开始、无关紧要的死;
读过和烧掉的信、燃烧、朗诵、火、文化,
愤怒和绝望——强烈诗歌的材料;
严峻的裁决、对高尚道德家的嘲笑,
最后是忍受一切的自我的胜利。

我们呢?没有哀歌,没有分手的十四行诗,
一扇诗的屏风不会出现在我们之间,
机敏的隐喻不会对我们有用,
我们不能逃避的唯一分隔是睡眠,
睡眠是深深的洞穴,我们从那里独自下降
——而我必须记住,那时
我紧紧扣住的手是由梦做成的。
(《无止境》65)

“无家可归者”的格格不入感跃然而生。

很早我就意识到,我不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一个档案工作者、一个学术研究者。我读书的方式,不是通过谨慎地翻阅指定的文本——不仅仅是苏联的那些,它们自产生之日起就打上了粗制滥造、表里不一、单调乏味的恶的标志——还包括经典哲学著作。我不曾缓慢而安详地漫步于印刷文字的小巷,用铅笔摘录关键引语,再把它们转入笔记本或文摘卡片,这是一个真正的好学生不可或缺的外壳。我喜欢做白日梦,放下书,忘掉它,然后转向某些新的东西,而当我走向它们时,发现自己置身于另一个地方或时间里,在葡萄牙或智利,在地中海海滨,在中世纪或十九世纪最初的十年。

因此我的指定阅读,进展缓慢如蜗牛。我从未完成什么。我不是一个好学生。笛卡尔失去耐心,亚里士多德不乏怀疑。他们已经知道,不存在这样一个数小时研究他们卷帙浩繁的不朽论文的年轻哲学家。如果只是一个诗人,一个业余爱好者,就根本不能明确一个概念,或者,不能从现已存在的分类里,清晰阐述细微的新差别(如果靠这个谋生)。诗人是哲学家的兄长。年长,却以某种任性的傲慢对待那一切。学问之人看他不免近于轻浮、浅薄。一个不能在沉闷的阅览室一天待上几个小时的人,不能太把他当真。写作往往来自于子虚乌有,而非从引语、脚注、重读古代文献,弄出一些新书。他坐在打字机前,闭上双眼,就像有千里眼的人。离占星术更近,而非离科学更近。他倾向于那些可疑的热情,偶尔又唱又笑,或者关起门来哭泣。真正的学者可不那么干。学者不会在思考时闭上眼睛。恰恰相反,他们撑大双眼。(《另一种美》27)
怀疑是听天由命者的诗歌。反之,诗却是寻找的、无尽的流浪。

怀疑是隧道,诗歌是旋涡。怀疑更喜封闭,而诗歌敞开。(《捍卫热情》125《诗歌与怀疑》)

III 运动年代

被处劳役和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三十年后回到故地,仍然思想敏锐,睿智和快乐,而那些留在俄罗斯,在政府服务部门、在饮宴、在纸牌里打发时光的人,无一例外被可怜地毁了,对任何人都没有益处,甚至没有一点美好的记忆可以辨认他们的生活。

——列夫·托尔斯泰(《两座城市》63)

1945年出生在利沃夫(现属乌克兰,百年内发生多次政权交替)的他,赶上了动荡的六七十年代,曾积极投身各种运动,也遭遇过严格审查、被驱逐等等熟悉的故事。愤怒过,痛苦过,漂泊过。但说过“我缓慢地写作仿佛我会活上二百年”(《无止境》345《我工作的房间》)的他,却把诗歌运动看成是治愈“拖延症”的某种方法,从而让自己活得脚踏实地:

在我看来,诗歌运动的一个主要价值是它积极行动的倾向,因为我有一个把实际写作推迟的习性。我早就想成为一名“作家”而且相信“某个东西”(但与诗歌运动的哲学前提,不是同一个东西),它存在于我的存在深处,它在为一个伟大的目标在进行着准备。

诗歌运动——尤其一个以“现在”命名的运动!——使我有了强烈的紧迫感和当代意识。我一度沉浸于阅读诺维尔德,阅读卡夫卡,仿佛他们生活其中的那个真实的历史世界完全是外来的;现在它使我清醒过来。它使我告别了悠闲的阅读,告别了犹如古代的“闲暇”的无限舒适,告别了扶手椅一样的舒服、消极、幸福,那个可以打发未来几十年光阴的文学天堂。这是一次从云端的下降,一次离开梦想之地的告别,一次与残酷、丑陋现实的遭遇。(《另一种美》142)

他是这样看待过去的:

但在当时,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我也许不能有其他选择。我们——我记着当时涌现的众多年轻诗人——本身就感染了体制的毒性

重新检阅七十年代留下的笔记本时,我发现一些痕迹,那里有着几近卖弄的、对于各种左翼读物和陈词滥调的热情——例如,我研究过作家葛兰西,所谓开明的共产主义者。我时时想着不让自己受到他们的束缚,但总的来说,我似乎已完全被他们影响。每个作家都必须仔细留心来自左和右的白痴。诗人是一个天生的中间派;他的议会在别的地方,在活人中间,也在死人中间。这也就是为什么,诗人应该永远支持具有扩大的议院制立法机关的议会制度。(《另一种美》48)

扎加耶夫斯基攻读过心理学和哲学,并在大学当过研究员,他距离学术和各类理论体系很近,但这些都是需要拨开的迷雾。

我们很少想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学术生活的体系化和条理化让我们失去了多少珍贵的东西。在当今时代,尤其在大学,意识形态、官僚体系、文牍主义这类东西大行其道。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还有心理分析、先锋派、结构主义——号称穷人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以及层出不穷的以“后”(post)开头的要命的理论。更不用说各种“后现代”的旁系子孙和衍生物——其中每一门派都有一位巴黎先知(而且更为巧合的是,他们无一例外都住在拉丁区,并在同一家咖啡馆会面)。有些理论,如精神分析,作为一种与人打交道的艺术,可以提供帮助,让人获得慰藉,甚至治愈心理创伤,在生活中具有实际意义。但总体而言,几乎所有体系最终都是心灵的毒药。会败坏人的灵魂。体系会将我们变成奴隶,变成侏儒。而不带功利色彩的对生活的沉思则是另一回事,正如保罗·克洛岱尔的《第三颂歌》(Second Ode)——作者在诗中赞叹:“噢,信念之中充满各种可见与不可见之物!”这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对世界无功利的思考——时而满心欢喜,时而满怀忧惧,或兼而有之。而体系则天然排斥这种无功利的思考——它们像筛子,过滤、隔绝、简化、清除直至灭绝。体系像流行的速记法,适用于夜校的培训课程……只消经过几个月的强化训练,任何人都能掌握——从此便会与真正的知识隔绝,与真正的自由自在的学问相隔绝。真正的学问应该朝向社会现实,朝向传统文化,这是由千百位画家、作曲家、诗人等共同构建的传统——其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无条件地反对臣服于这样一种大一统的体系。他们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去追求真理,历经艰难险阻,历经痛苦绝望——这也是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轻描淡写》133)

翻阅已经引进的七本诗集或随笔,你能感受到一个前辈摆脱各类毒性和束缚,重获轻盈的过程。越晚出版的水准越高。依次是:《两座城市》(Two Cities,1991)、《另一种美》(Another Beauty,1998)、《无止境——扎加耶夫斯基诗选》(Without End,1970-2002)、《捍卫热情》(Adefense of Ardor,2002)、《永恒的敌人》(Eternal Enemies,2008)、《无形之手》(Unseen Hand,2009)、《轻描淡写》(Slight Exaggeration,2012)。顺便期待一下新引进的《不对称》(Asymmetry,2014),这本出版得最晚(为什么原书名标记英文?因为目前引进的几本书都是从英文转译的)。那是已经坚持过,又尝试过太多无常后的清醒。

轻描淡写——真的是诗歌的上佳定义。在晨雾弥漫的日子,在清澈寒冷的早餐,诗歌的这一精彩定义错误地预示着和煦的艳阳这是轻描淡写,除非我们能领会其中的深意——那时它才表达出真理;但当我们再次离开它——因为诗歌不可能成为永久的家园——它又变回为轻描淡写。(《轻描淡写》230)

IV 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世界,那么平静——但是
充满被彻底忘却的罪行,
即便在可爱的小镇
在这片海或那片海的岸边,
我们的世界布满空空的教堂,
纵横的铁轨,古老堑壕的
伤痕,高速公路,
被无常劈开
(《永恒的敌人》93《我们的世界——纪念W·G·塞巴尔德》)

扎加耶夫斯基一针见血:“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那些从不犯错的人是错的,而那些常常犯错的人是对的。”(《捍卫热情》13)“我们生活在万事不关心的时代,只有恐怖分子才拿信仰当回事。”(《轻描淡写》266)“这个现代世界不珍视生命,它缺少慷慨、自发性、高贵和诗意。”(《捍卫热情》56《尼采在克拉科夫》)有点像《大鸟和小鸟》最后那只知道自己说再多都不会有人听的乌鸦,坦然地等待着被人们吃掉。反正是注定会到来的结局。

小物品

我的同时代人喜爱小物品,
忘记了大海的晒干的海星、
忧伤的停摆的时钟、寄自
消失的城市的明信片,
以及变黑的模糊的手迹,
从中他们辨认得出几个词
比如“渴望”、“疾病”或“结局”。
他们惊奇于休眠火山。
他们不渴望光。
(《永恒的敌人》94)
也许,这与查尔斯·泰勒在《自我的根源》中杰出的观察有联系:在我们的时代,启蒙价值在公共机构里获胜了,至少是在西方,而在私人生活中,我们却沉湎于浪漫主义的贪求无厌。每当公共、社会性问题利害攸关时,我们就赞同理性主义,而在家里、在私下,我们不停地寻求绝对,而且我们不会满足于我们在公共领域里业已接受的结论。

反形而上学但政治上可靠的自由左派(或者不如说“中间派”),和潜在地险恶而精神上实际的右派:一个人可能如此归纳我们时代奇特的分歧。(《捍卫热情》14)

翻开托马斯·曼、尼采、帕索里尼、W·G·塞巴尔德、米沃什、布罗茨基、马查多,找到共性。在谈到托马斯·曼的时候他如是说:“写作是个奇异的化学反应过程:输入的是痛苦,收获的是喜悦。它能吸收痛苦,并将其转化为文字。”(《轻描淡写》183)“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持久的恐惧,则构成了小说。”(《轻描淡写》290)


V 另一种美

另一种美

我们只能在另一种美里
找到慰藉,在别人的
音乐,别人的诗中。
救赎与他人同在,尽管
孤独品尝起来
像鸦片。他人不是地狱,
如果你在黎明时瞥见他们,
眉毛洁净,被梦清洗。
因此我才踌躇:该用哪个词
“你”还是“他”。每个他
都暴露出某个你,但是
平静的谈话在别人的诗里
等候时机。
(《另一种美》,选自《震惊》,克莱尔·卡瓦娜 英译)

可以反复读的诗,可能是在混沌和颠倒的世界中,抓住了某种可以称为永恒的东西。

有时我觉得我谦逊的姑姑和温和的叔叔,他们不写书也不画画。然而,通过某种无声而动人的方式,他们是日常生活的真正英雄。我们时代的诅咒不能拿他们怎么样:他们身上没有一点狂热的盲信;法西斯主义,更不用说希特勒主义,对他们绝无诱惑;他们对自己身处的国家意识形态保持警惕的冷漠。他们经历了纳粹占领时期、斯大林主义的统治时期而能活下来。他们对广播和报纸宣传持怀疑态度,沉着而老练;他们从不相信那些浮在最上面的东西,且能轻易看穿政治宣传的套路。他们懂得一些相对自由的生活区域,而且知道必须保护它们。

他们生活简单,但不是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没有去国外度假,去一次扎科帕内或海边就是一件大事,需要充分准备。他们穿干净的衣衫,虽然穿久了,可能会有开裂的扣子,会有磨损的衣领悄悄露出来。

他们陷于平凡的生活,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在维护平凡的生活,使其免受不出历史惯例的、狂热盲信的攻击。他们不是思想家或艺术家,并无任何全新的东西提供给世界。他们本质上是忍让的,只专心保护自己的家人,强烈地想要守住自己的位置。

我直到现在才理解这一点,在许多年之后。当时我去看望住在狭小公寓里的他们,更多是出于一种家族的义务,而不是真正的同情或愿望。(那时,几乎都没有电话,看望通常是没有通知的。)的确,有时我也渴望温馨的氛围,它接近一个化学公式:墙上的花毯、几幅水彩画和油画,后者描绘出另一个、已经消失的家园(家园感主要表现在对已不存在的旧居的怀念),再加上一杯茶。此外,更重要的是温暖,甚或是他们的善良。(《另一种美》135)

让我用这段话收尾:

醒来再入睡,瞌睡后再醒来,穿过怀疑的季节,忧郁的黑暗、冷漠、厌倦;然后,充满活力的时刻,澄明的时刻,艰难而愉快地工作,满足,快乐,记起又遗忘并再次想起,那在内心永恒燃烧的火焰,一个没有名字的神,我们永难企及。(《另一种美》189)
作家在诗歌或小说里,他写下他不知道的东西。(《另一种美》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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