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写于1962年的《时代精神》以大众文化为研究对象，开门见山地指出“大众文化这个词如同它作为它们的文化对等物的工业社会、大众社会（mass-society）这些词汇一样，过分注重了社会生活的一个核心。现代社会可以说不仅是工业的和大众的，而且是技术的、官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大众的’概念先验地太狭窄。”——莫兰没有停留在搞对立、装清高，而是意识到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应把大众文化看作是文化、文明和我们称作二十世纪历史的这个复合体的一个交汇点。”
论述主要涉及当时大众文化最主要的两个载体：电影和新闻（大众文化乃是趋于为中间欣赏水平服务的混合主义，“混合主义趋于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产业文化的两个部门：信息部门和想象部门”）。作为一位法国左翼，前法共成员，莫兰对发达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产业形态、人性异化作出的分析在当今中国的大型城市都可以找到对应，而他对社会主义的判断却与后来的发展有很大出入——或者说实现他预期的那天远未到来（比如预言“共产党可能成为瓦解传统价值和创造新的需要的大众文化的作用的真正受益者。”）。
大众文化取消了艺术和生活的距离
我们可以从电影产业着手进入（有几点经常在我国媒体上争论）。国内有些人认为电影有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之分，以电影作为艺术追求，则必定不能妥协去拍所谓一切向票房看的“纯商业”电影，而要注重自我表达，于是在国内的艺术院校里，每年依然在诞生那种几十分钟定焦不变的实验电影（阿巴斯的模仿者）。还有些人认为电影是拍给观众看的，观众都去看了、笑了、喜欢了，就是好电影，张艺谋认为《三枪》是部好电影，主要基于这种想法。有些电影人认为电影就是娱乐，观众到电影院就是为了放松，电影不是艺术，而是消费品。于是有些人拍电影明星越用越多、投资越来越大。而有些电影人认为电影是自己的表达，保持作者电影的态度，表现为一辈子拍一类电影，从不考虑观众口味。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认为艺术创新和商业利益不是必须对立的矛盾体，如果是矛盾对立的，那么为何一些早期德国电影、早期好莱坞电影、早期法国电影艺术性极强的同时还拥有极高票房？Very Small Array比较了好莱坞电影的票房和拿奥斯卡奖的规律，发现早期拿奖到手软的往往就是票房最高的（证明了我的观点），而这种情况越来越分裂，以至于如今许多电影节虽然还有着对票房的推动作用，但已经和票房巨无霸们没有了关系，电影节甚至需要借助巨无霸们的号召力来宣传自己——比如威尼斯发终身成就奖给皮克斯成员。
那么，为什么“完美无缺”的电影越来越少？如果电影是汉堡一样的快速消费品，那为什么有些电影确实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把电影产业问题放在艺术领域，仅考虑为创作者个人面对利益诱惑的抉择和个人艺术修养水平导致的差别，便有很大局限。容易产生以前导演就是牛逼、现在中国就是牛人少、素质就是越来越低下的过激结论。也容易让人怀念早期电影工业还不那么成熟的年代，得出另一种好莱坞就是垃圾，欧洲文艺片就是好的过激结论（但是欧洲电影人正在想办法拍摄全球化的高票房电影）。莫兰指出，“好莱坞不仅是工业生产机器。所以它还邀请了美国大作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和其他名作家做电影编剧，并使得导演能够在遵守西部片或犯罪片的规则框架（与法国剧作家拉辛提出的三一律的框架同样严格）内产生出真正的杰作。”电影无法始终遵守工业化流水线生产，电影需要创作，“在许多情况下生产凌驾于创造，这就产生了没有真正独创性的标准化的影片。在其他的某些情况下，创造在生产中被接受，这就产生了好莱坞大导演像约翰·福特（John Ford）、霍华德·霍克斯（Howard Hawks）、比利·怀尔德（Bill Wilder）、曼凯维茨（Mankiewicz）等的影片。更有某些特殊情况，在这种情况中创造凌建于生产，于是出现了像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的《公民凯恩》这样的影片（冒着在商业上失败的情况下生产将报复和开除创新者的危险）。于是我们可以理解好莱坞不仅生产平庸的东西也生产非凡的杰作的可能性。”
好莱坞工业的标准框架（比如美满结局）随着时代不同而变化，创造精华被不断吸取进去，并进行改良。在经济低迷期，电影工业贫血时期，便会补充标准框架之外的新鲜血液——比如独立电影，培育新的模式，发现观众新的口味，等成熟后吸收进来。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大量热钱涌入电影业，大成本、大制作的电影高速扩张，却没有足够的钱投给独立电影。（这种现象在音乐领域也很类似，虽然莫兰没有提到）。所谓的独立和主流，商业和艺术，都会互相转化。“换言之，每当系统受到过多的约束时，它力图返回早期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氛围中。同样地，每当它受到过多的约束时，它让官僚管理体制的解毒剂渗入它的内部。”
知识分子往往以为自己是独立于消费市场的、唯一清醒的人，认为独立电影和好莱坞商业电影有着本质区别。他们中的很多人鄙视大众审美口味，无法理解大部分流行产物为何流行（你有没有想过《爱情买卖》为何会走红？）。但他们其实是整个产业的一个环节、一部分，并没有对立的矛盾，他们本就是一个整体，在互相寻求平衡的过程中，文化产业才得以延续。
“人不是通过他排除的东西而是通过他本身加入的东西认识世界的。”针对很多知识分子一味控诉工业化，他说，“这些知识分子是被文化产业雇佣的。他们只能通过碰运气或殚精竭力的斗争来实现他们自身怀有的创作计划。在极端情况下，作者被与他的作品分开：这些作品不再是他的作品，创作被生产打破。”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在一个创作失去神圣性、被拆散的世界来临之时遭到剥夺。他们抗议这个精神世界的工业化，更由于他们是作为小职员部分地参与这个行业。”这是无法抹平的症结一，症结二，“知识分子并不仅仅是因为被剥夺感到痛苦，还是因为整个文化、艺术的概念都被功能也技术的干预以及大众文化的商业的规定性和消费的取向所嘲弄。对文艺事业的资助被利用文艺事业牟取所取代。”现实是，“消费的取向摧毁了有教养的文化固有的独立性和对美学的等级划分”，更加让艺术创作者无语的是，“在大众文化中，取消了艺术和生活之间的距离。”
我们不得不考虑电影业（音乐产业、文化产业、甚至整个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性，缘何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既然我们都知道“文化产业同时使用和辱没处于艺术家、知识分子、创作者三重身份中的作者。”——莫兰当然也如此认为。而且显然“这是一种异化现象，它与工业工人的异化现象并非没有类似之处，只是处于特殊的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下——具有这个基本区别：作者是被付以高薪的。”
另外容易忽略的是，“‘创造者’，也就是说其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作者、创造者在文化史上是很晚才出现的：这是19世纪的艺术家。他们恰恰在工业时代开始的时候显现出来，但他们随着工业技术的被引进文化而趋于瓦解。这时创造趋于变成生产。”当如今的创作者在呼喊自己被剥削时，他们有没有注意到是谁在剥削他们、又是谁赋予了他们权利。
随着手工业的消失，在工业趋于成熟的20世纪，“产业文化的新艺术，在一定意义上，重新产生了往昔的艺术劳作的集体主义。”但是，“新的集体注定并不只是与艺术的原始形式恢复联系。这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劳动的工业分工使艺术创作的统一性分解，如同工厂制造使手工业者的劳动分解。”
在从电影时代、电视时代，直到现在的互联网时代，新的集体主义获得了更大的施展空间。电影创作是集体活动，电视如此，互联网时代的多媒体创作更是如此，技术发展使得集体主义成为必然趋势，莫兰所没有强调的跨国合作、甚至根本不见面的跨国合作屡见不鲜。你以为某个作品是美国团队创作的，其实这个美国团队的人有不同肤色，来自五湖四海，搞不好还包括一个中国分部。每日重复相同动作的工业工人已经是公认的被异化的群体（富士康），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在以一个铆钉的身份参与集体活动，甚至是集体性的艺术创作，并且以无名的身份（但带着标签）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不是电影工业本身的特点，而是各行各业正在蔓延的特点。
中国当今商业电影如此垃圾如云，与其说是拿到投资的导演本身审美能力低下，不如说是中国的电影工业尚未建立，这条出中等欣赏水平的流水线还没有滚起来。当某些写影评的家伙还把矛头指向导演一个人以为一部跨国大投资电影的总指挥只是导演一个人的时候，好莱坞的工业车轮已经碾压过来了。急于取得利益上的收获与产业不成熟形成矛盾，产业不成熟导致我们的电影工业尚不知道如何在贫血时期吸收更有创造力的新鲜血液。结果有耐心投资中国独立纪录片或独立剧情片的往往是来自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投资人——他们已经擅长将全球力量集合起来为己所用。
莫兰最后预言到：“大众文化在第一阶段促进了反美国的、反资产阶级的、反资本主义的政治发展之后，将在第二阶段深刻地促进关于个人主义、福利和消费的价值观和模式的发展，只有一个普及世界的大灾难、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也就是说在全球发展中的一个深刻动乱（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会结束这个进程，这个过程将在其结尾看到美国生活方式的胜利和美国人的灾难。”
他将追求消费他自己的生命
对个人而言，“对产品的消费同时变成了对个人生命的自我消费（在体验个人生活的乐趣中消费自己的时间）。每个人趋于不再是在克服物质匮乏的斗争中幸存，不再是蜷缩在家庭中，不再是或者相反地在为实现某个伟大的理想的奋斗中消耗自己的生命，而是为自己消费他自己的生存。”
莫兰说了一句能把人敲醒的话，“他将追求消费他自己的生命”。
在网络时代开始之前，莫兰发现，“在阅读社会杂闻、入迷地看录像片、驾车出游的周末、旅游式的度假中，确实存在着某种帕斯卡式的休闲的东西：人们忘却时间，人们逃脱烦恼和孤寂，人们在他处。”“远距离交流（无论是关于现实世界还是想象世界的）使人与其环境的具体的交流贫乏化了。”
“大众文化努力把人的精神引向现在。同时，它实现了精神在他处的奇妙的周游。想象的他处总是围绕着社会和最封闭的生活。而我们的文明以它的方式和特别是延伸的方式揭示了这个根本的特点，即它使人成为‘一个遥远的存在’，其精神总是在他生活的边际游荡。”“最后，不仅是与他人的交流，由于心灵总是被调往他处，我们自己在我们自身中的存在也被淡化了。”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表现自己和我们认识他人常通过提起我们投影于其上的东西进行”的情况更加明显。“被远距离观看的膜片过滤的信息流同时清除和浇灌现代个人的个性和生活本身”。人们通过谈论空泛的话题，和对方匹配喜好度来交流，否则就没有话题了。
“大众文化并不仅是充实休闲，它还引导人们在休闲中追求个人的拯救（或至福）”，“从没有什么东西来证明个人的价值——除了他本身的幸福——的时候起，现代个人主义的基础实际上就是虚无主义的。”“幸福事实上是现代的个人的宗教，像任何宗教一样虚幻。”
大众文化“还把被文化同化了的休闲变成生活的方式”，“休闲在本性上是文化的伦理学。休闲不仅是私人价值的领域，它还是自我的实现。更特殊地说，消遣变成了这样一种实现。”
在以“幸福”为口号，倡导个人实现（其实是休闲）的情况下，愈是显得“幸福”的，愈是受到欢迎，比如大圆满结局。再比如泛滥的青春片，老年人的贬值。“成年人的年纪被年轻化。而青年人就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青年人了。而是青少年。青少年作为年龄阶级闯入了20世纪的文明中。”“爱情、美丽、青春的新的三位一体给新的范型戴上光环，这个范型就是年轻的成年人。”感怀青春的歌被推崇，永远不会老的摇滚歌手和男女主角，早就年纪不小的演员来演不满20岁的青少年，络绎不绝的穿越剧。结婚年龄被推迟，越来越多年纪不小、却依然保持着青春情怀的年轻的成年人。
年轻的成年人有的是力气不停地追逐，许多人需要用大众文化来填满工作之外的时间。一生必须去的地方、一生必须读的书，这样的名单在人们中间热议。中产阶级到一个地方旅行，不是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有什么特别，而是加以强调自己在“休闲”，每年都必须保证足够天数的旅行“休闲”，就像必须保证一周双休一样。
享乐主义的流行，“我在享受大众文化，我做这些没有其他意义，就是因为我感到快乐，感到放松”；上述已经提到过的“在别处”状态；越来越集体主义化的大众文化创作过程对比越来越私密、个人化的消费体验过程。艾未未博客上有句话（可惜没找到中文原文），“It’s not a question of time, it’s that people today lack a certain frame of mind. Time is no excuse, your time should be spent on self-improvement, there’s no better way to spent your time.”“大众文化给我们服麻醉品，用噪音和狂热使我们晕眩。但是它没有治愈我们根本的狂热本能……它只是使后者娱乐，把它们投影到电影中和社会杂闻中。”
这剂麻醉品能让你体会快感和梦幻感，发泄情绪，宣泄暴力，甚至参与政治，改变他人的生活，获得成就感。在新世纪，大众文化表现出接收者和创造者之间关系的不稳固和相互转换，强势的媒体（比如主流报刊媒体）越来越强调接收者的反馈，原本有技术壁垒的媒体越来越强调接收者完成从接收者到创作者的转换（数码相机的诞生宣告摄影不再是个别人员才能从事的创作活动，DV短片拍摄、普及化、操作简单的电影剪辑软件和音乐制作软件），以及微博带来的个人媒体时代（在我国被歪曲了）。大量在知识分子看来没有艺术性的、不美的、只能算是习作的、本来应该压箱底或者根本不该存在的东西被作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传播出来，被其他“草根”消费，或者不被任何人消费，只作为自娱自乐。莫兰所宣称的“消费自己的生命”在这50年里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加强势。人们以更加灵活多变的方式来接收信息、享受生命。“任何文化都揭示和引领这个需要：对个人的肯定和对世界的关切。”在休闲中，我们仿佛满足了对个人的肯定，也显得对世界非常关切。不再有必要为某种信仰付出生命，不再为了谋生消耗全部的精力，在休闲中，我们忘却烦恼，体验多重生命，这里是我们的港湾。
不过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有其局限性，“大众文化适应于已经适应了社会生活的人和使得可以适应社会生活的人进行适应，也就是说在那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所需的资源的地方把他们融合于社会生活中。”“大众文化只是在西方社会的中间层次发挥它的循环的辩证作用，通过想象的中介作用唤醒生活的需要，然后在追求社会福利和幸福的方向上激励这些需要。这种辩证作用在其他地方受到干扰或起干扰作用。”在温饱还没解决的地方，在没有互联网也没有电影的地方，缺乏大众文化传播的渠道。我国贫富差距大，有些地区的人每天要想吃什么，有些地区的人已经开始追最新一集美国电视剧了。有些地区的人还没去过北京，有些地区的人已经开始了美国梦。（但美国梦其实是个泡沫，“大众文化在很大部分城市青年民众中维持着对美国式生活的幻想。但是这种幻想找不到出路，否则就是实现在模仿的行为中。”）大众文化“在整个地球上输入和散布新型生活的伟大模式”，脚步坚定，从未停止。
最后牢记，“有关社会和人的根本问题不应该从我们的研究中被排除，而是相反地以它们为中心。”
时代精神
（法）埃德加•莫兰 Edgar Morin
译者: 陈一壮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7 出版